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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思洁朱阳慧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26/1/19 8:52:24 选择字号：小中大

汪承灏：“苦”中求真，“严”中育人

■本报记者倪思洁实习生朱阳慧

1月12日上午，北京冬日的阳光透过干枯的枝丫，洒在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声学所）的报告厅。在这里，正在举行纪念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承灏的专题报告会。

大屏幕上，汪承灏的照片定格：他身着一件深棕色的夹克，清澈的目光透过镜片，注视着台下的人。台下坐着他的学生、同事、老友，他们中许多人已是满头银丝的学术带头人。

然而，当他们聊起老先生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竟然是“怕”。

“不怕汪老师的人不多。”和汪承灏共事多年的声学所原副所长宗健，一句话就让在场者都点头微笑。紧接着，他收起笑意说道：“他要求太严格了，但他严得有道理。”

2025年5月29日，汪承灏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先生离去后，人们才意识到，这种“怕”不是畏惧，而是敬畏——敬他苦行僧式的自律与执拗，敬他敢当众批评别人也敢当众承认错误，敬他把“清楚明白”刻成做学问的底线。

“科研本来就是一件‘苦’差事”

宗健18岁就进了汪承灏的研究组。“组里条件并不好。”宗健记得，那时才20岁出头的汪承灏，带着几个同样年轻的小伙子，“就这样把队伍拉起来，开始干，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那时的汪承灏，是国家选拔出来的“青苗”。1938年1月10日，日军侵占南京的硝烟尚未散尽，汪承灏在全家人逃难的途中降生。汪承灏在童年、青年时代极为优秀。从小学到中学，他的主课成绩几乎永远是全班第一。195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8年11月，国家急需科研力量，汪承灏等百余名优秀的大学生被提前抽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在宗健看来，汪承灏的优秀与他苦行僧式的自律密切相关。

“他早晨8点来钟就进实验室，一直到凌晨1点才收拾东西，回家睡觉。”宗健回忆起那段激情又“恐怖”的岁月，“星期天？甭休息。电影？甭看。找对象？没工夫。”

那时，大家“都在一个宿舍睡觉”，夜里讨论到熄灯，早晨“他6点半就把你提溜起来”。“累、怕，但跟着他踏踏实实学，准能学好。”宗健说。

更让人“怕”的是，跟着汪承灏干，实验必须标准清楚、要求明确，做错了就返工，不分资历、不讲情面。那些年，谁的工作出了问题，都要从头来过。

“他在严格的同时，也非常关心年轻人。经常就年轻人的成长培养和个人发展展开专题讨论。”宗健补充道。

2023年，汪承灏在病榻上写下《如何做好科学研究》一文，这也是他晚年留给后辈的一份方法论总结。文中，他说，“科研本来就是一件‘苦’差事”“文献要反复读，细节不能放过，直到所有数据都契合”。这种近乎笨拙的、苦行僧式的执拗，他坚持了60余年。

“严”是表象，“真”是内核

声学所原所长、中国声学学会第八届理事长王小民曾与汪承灏共事近30年。

“我的博士论文是他审的。我那时候挺紧张的。”王小民回忆，“在所有审稿人里，他审的时间最长。别人审稿只提建议或者意见，你按建议去改。汪先生不是，他不只提意见，还直接给你改，哪一句话写得不清楚都得改。”

到了最后，汪承灏给王小民写的鉴定意见，跟敲打他时的严厉风格完全不一样。

“他写的是‘在该领域首次得到了物理图像清晰的结果’。”时隔多年，王小民仍然记得这句评语，他感觉“汪先生高高举起，最后又轻轻放下，就像父亲一样”。

作为汪承灏的年轻辈学生，声学所超声学实验室副主任李俊红心里也藏了一段曾让他“丢了面子”却又“长了志气”的往事。那是在实验室的工艺间，汪承灏和李俊红一起讨论器件优化方案。当着众多同事的面，汪承灏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李俊红：“器件工作原理理解错误！”

“我当时委屈极了，一夜没睡好。”李俊红回忆，当晚，他翻了好几篇文献，准备第二天和老师继续讨论。

结果第二天一早，李俊红推开办公室的门，发现汪承灏已经先到了。看到李俊红进来，汪承灏抬起头，第一句话就是：“李俊红，你是对的！”

汪承灏这种“只认理、不认人”的性格，在一些集体评审场合表现得更为突出。

“观点可以激烈交锋，但一旦程序走完、结果出来、票过半了，他二话不说，拿着提包立刻就走，绝不纠缠。他都是实事求是地评估，没有个人私心。”王小民说。

个人靠后，科技兴邦

作为汪承灏早期的研究生，声学所原超声电子学实验室主任何世堂系统讲述了老师对我国微声学学科作出的开拓性贡献。“汪老师总能敏锐地把握学科研究方向，不仅推动了学科发展，也让我受益良多。”他说。

声学所原声学微机电实验室主任张碧星介绍：“汪老师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来声学所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及时把握超声学的发展动态。本世纪初，他带领团队开辟了时间反转成像研究方向，对我国超声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张碧星记得，汪承灏总是对他们说“我们要以科学研究为主，把精力投入进去，不要被社会上那些经济效益所迷惑”。

汪承灏不仅这样要求别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女儿汪倩的记忆里，他们一家五口人一直挤在一个小房子里。

声学所超声学实验室主任陈德华回忆，实验室调整办公室时，他担心汪承灏腿脚不便，曾托人找老先生商量：“这边有电梯，能不能把您办公室挪过来？这样您就不用天天爬楼梯了。”

结果，老先生回绝得很干脆：“不用，我还是在原来的办公室。房子紧张，别占用大家的资源了。”

在大家眼中，汪承灏从来都只是对自己省，对待学生和同事却极为大方。20世纪60年代，汪承灏一个月工资有60多块钱，是组里的“大户”。他领了工资就随手往从不上锁的抽屉里一塞，转身对组里的年轻人交代：“工资就在我抽屉里，你们要是家里有什么急事，或者是手头紧，看情况自己从里边拿啊。”

在汪承灏的学生和同事们看来，这些事都很“汪承灏”。他的一生，跨越了抗战的硝烟、新中国成立的艰辛与新时代的繁荣。他也早已习惯了把国家、学科、年轻人，放在比自己更靠前的位置。

“汪老师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科学家。他所有的言行始终围绕他的科研事业。”李俊红说。

如今，北京中关村街道的院士文化墙上，保留着汪承灏生前留下的手印和寄语。起初，汪承灏并不想参加这种热闹活动，直到有同事突然说了句“你看这附近有那么多中学和小学，你留寄语对孩子们有教育意义”，他这才点头。紧接着，老先生不假思索，颤颤巍巍地提笔写下4个字：“科技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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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承灏：“苦”中求真，“严”中育人—新闻—科学网

　　“真没想到，冬天也能吃到香椿芽！”今年春节，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中店镇杨公庙村，乡亲们共同见证了一桩新鲜事儿——村里大棚种植的香椿上市了，在周边市场甚是走俏，零售价高达90元每斤。截至目前，已销售1000多斤，销量最高的一天卖了100斤。

　　“我们的钢构大棚起点很高，自动化滴灌系统、温度监测系统、排风系统一应俱全……”90后村支书张从锐一脸自豪地介绍，“棚内种植反季节香椿12万株，采用密植的方式，让土地在最短时间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这些香椿能一直卖到清明节前，和露天香椿的上市无缝对接。”

　　“你是不是农学出身？哪个大学毕业的？”看到眼前这名书卷气十足的村支书谈起农业头头是道，记者很好奇。

　　没想到，面对这个话题，张从锐的表情开始不自然。在记者的“逼问”之下，他这才把学历的事情和盘托出。原来，这个高中毕业生通过函授拿到了一个本科学历和一个专科学历，还有一个专科学历正在读。

　　一个整天在田间地头忙活的村支书，为何要挤出时间来拿这么多学历呢？是刚需，还是为了“镀金”？

　　张从锐说，他当年高考考得不错，但阴差阳错没上大学，为此一直抱憾。他曾在省外打过工，2014年返乡之后，因为有高中学历，就在村里担任文书。2021年10月，他当选为杨公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虽然在农村长大，张从锐起初连茭白长在土里还是水里都弄不清。去农贸市场卖菜，他居然穿着西装，不带零钱，甚至不敢扯开嗓子吆喝一声。

　　“作为年轻人，从事农村工作，只能不停地学习，不能闲着。”了解到安徽省开展“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他就报了名。这项人才培养工程，主要由安徽农业大学负责实施，面向在职的村“两委”干部及后备干部，开展为期两年半的专科及以上学历的继续教育。入学时，学生必须通过当年成人高考的规定分数线。

　　张从锐花了两年半时间，完成了“现代农业技术”专科函授13门课程的学习，最终通过期末考试以及以“农村改厕”为题的毕业论文答辩，拿到专科学历。

　　张从锐觉得，接受专业教育之后自己有了科学思维，对农业规划的理解也更深刻，“以前碰到产业问题，或许是拍脑袋做决定，现在要引入气候、土壤条件、光照等数据分析，花更多时间去调研、评估项目的可行性。”

　　张从锐刚上任时，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7000元，仅依靠集体山场的承包费。他四处调研，遍访专家，想搞差异化的产业，最后锁定了香椿。

　　当他将花了一周时间撰写的香椿产业论证报告，递到党员和村民代表手上后，得到他们一致认可。村里立马启动露天香椿种植项目，随后注册了“三实椿芽”的商标。此外，村里还开发了跑山鸡养殖项目、秸秆收储综合利用项目，带动周边170户农户就业。

　　去年10月，杨公庙村主动争取资金近300万元建设“特色蔬菜轮作基地”，5座高标准钢构温室大棚拔地而起，除了香椿，还种植菠菜、香菜等。

　　工作上逐渐进入角色，更多的挑战也相继而来。张从锐曾遇到一次村民闹矛盾，几次调解均以失败告终，他连忙到处找法律书籍。2019年，他下决心再次“补课”，报名参加安徽农业大学法学专升本函授学习，用两年半时间拿到了法学本科学历。

　　张从锐对村里的产业方向有了更清晰、深远的思考。2019年，他牵头成立三实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目前有76户农户参与香椿种植。

　　“合作社吸纳老人、脱贫户、五保户，他们平时从事除草、栽培等农活。”负责合作社大棚管理的老党员胡宗平介绍，“脱贫户通过小额信贷入股合作社，年底还能享受分红。”

　　2020年，在张从锐的建议下，村里又成立了独立经营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产业和项目愈发成熟，财务管理亟待跟上。会计知识一向是张从锐的“盲点”，为了“扫盲”，2021年，他又报考了会计专科专业，函授学习。

　　这一回，张从锐多了一个同学——杨氏祠村80后党支部书记刘正东。深受张从锐的影响，他也一同报考了会计专科。

　　杨氏祠村的主要产业是粮食种植，近期计划建造烘干房，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精细加工。“只有提升学历，算好经济账，精准用好政策扶持的资金，才能给群众清晰明白的交代！”刘正东说。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更在于年轻人。据六安市金安区委组织部提供的数据，2021年换届时，新调整村（社区）党组织书记180人，其中，80后有127人，大专以上学历116人。

　　“村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学历化逐渐成为‘潮流’，来自乡村一线主动提升学历的报考者越来越多。”安徽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胡启涛深有感触。

　　以安徽省“一村一名大学生”人才培养工程为例，他介绍：“2008年前后每年平均有1000人报名，特别是2013年以来，报名者逐年增加，近3年呈快速上升态势，每年有4000人左右。”

　　“个人拿到了学历，还把农业大学各科的教授‘发展’成村里的指导专家，现在遇到了问题，就向老师请教，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张从锐笑着说，“这些专家的资源可比我这张学历值钱多了。”

　　的确，学了会计专业后，这个村支书更会“算账”了！（王海涵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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